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举行******
边会现场讨论环节。 王健龙 摄
中新网马德里12月10日电 马德里当地时间9日，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联合国马德里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融通气候与健康传播等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次边会由中国新闻社、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主办。这也是中国新闻社连续第七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举办该主题边会。
本次边会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张志强主持主题发言、中新社经济部记者夏宾主持圆桌讨论。
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夏宾 摄中国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副司长孙桢在致辞中表示，做好气候传播必须认清气候传播本身的特点，其大环境与其他传播不同，气候问题对于老百姓来说很难以从切身感受得到系统认识。低碳行动和能源转型的难度较大，对于传播工作也带来一定困难。
同时应注意到气候传播的国际合作也存在困难，各方在传播时难免带有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传播就变得不那么容易把握。
下一步气候传播应该怎么做？孙桢表示，首先，要做气候传播过程中必须意识到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其次，讲清楚适应气候变化的故事、讲清楚气候变化的灾害，加强采取行动的紧迫性；第三，做好信息的传达工作，把做气候传播的身段放下来，回到好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夏宾 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表示，过去十年，中国的气候传播从零开始，逐渐成长。未来要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总结气候传播规律，打造气候传播工具箱，更好地指导气候传播各行为主体做好气候传播，并面向中小学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开展气候传播教育。
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夏宾 摄印度地球政策中心主席拉杰德拉·山地认为，当前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紧迫感的认识实在不够。
“图片分析没有用、预测没有用、过去和现在的图片对比没有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的照片没有用，所有东西都不能让人们警醒起来。”他呼吁，每个人都不能事不关己地坐着，必须站起来去对应气候变化。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夏宾 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副校长黄南松认为，气候变化并没有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这是人们不愿意采取措施的一个主要因素。温室气体排放是工业发展的伴随结果之一，过去的人们并没有预料到未来会产生如此的严重后果。一些民众倾向于利用这场危机的原因和后果的不确定性，产生“过度乐观”的态度。
他还指出，许多人认为气候变化是潜在的、遥远的。2018年，一项关于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的研究中，大多数人认为恐怖主义，教育和经济等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分别有73%、72%和71%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议题，而气候变化在名单上的优先级接近最低，只有46%的人认可它的重要性。
“看不到明显成果、缺乏成就感的情况下，坚持采取行动缓解气候变化是非常困难的。”黄南松说。
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夏宾 摄世界银行碳市场和创新部门项目经理普提谈到了传播碳定价的重要性。他指出，关键利益相关者快速成为政策支持倡导者，同时获取了对政策的宝贵反馈，在预期和效益的推动下，传播碳定价愈加重要。
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夏宾 摄如何走向低碳生活，能源基金会传播总监荆卉指出，可通过减少浪费型消费、选择高能效产品及寻求转化模式来实现。
在传播低碳生活方式上，荆卉建议，建立“低碳消费”、“高品质美好生活”和“可持续增长”的关联；把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与人们对当下的关注点相结合，聚焦“此时此刻”；基于价值观进行信息设计，尊重利益诉求，提供能够满足利益诉求的低碳选择；传播具体的、系统性的行为指导；把握有理性更有温度同时贴近生活、时尚、共创的调性。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 夏宾 摄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气候应对处副处长张嫄指出，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内涵也是丰富和多方面的。不同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机构、个人，在不同的参与环境中，如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要解决的排放问题以及减排的路径选择，对公众参与会产生不同的需求，因而采取不同的目标导向和政策工具，导致相应的行为表现和效果也不尽相同。
“因此，从强化公众低碳意识、理念到采取具体行动，国内外不同城市鼓励公众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张嫄说。
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夏宾 摄守望地球理事会理事长谌良仲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基于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而制定科学和经济上可行的方案，必须基于长期的野外监测的基础数据。野外科研和监测，贵在长期坚持，而野外监测的现场第一手数据的采集，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既耗时，又昂贵。公众科研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找到贡献自身力量的途径，为科学研究动员了大批承担日常基础工作的人手，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解决思路和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
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夏宾 摄深圳标新科普研究院理事长陈素平说，提高气候传播要增强公众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可通过推动气候变化领域知识的传播、增强全社会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关注。
在圆桌讨论环节，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项目总监刘强、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项目主管王彬彬、广西大学气候与健康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吴海荣、绿色创新发展中心运营总监汪燕辉、美国环保协会多边气候战略主任兼首席顾问AlexHanafi对中国气候传播的效果、中国气候传播的经验及学校、媒体、政府如何联手进行气候传播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探讨。(完)
多省公布去年常住人口数据，这些地区为何增长？****** 中新网北京2月4日电(韦香惠)继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之后，近日多个省份陆续公布了当地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其中，在我国人口总量2022年略有下降的情况下，据不完全统计，有六个省份的人口总量实现了增长。 这些省级行政区人口总量实现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地方层面，各省份人口变动情况不一，其中已有6个省级行政区宣布实现人口正增长，分别是贵州，青海、江西、甘肃、重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根据贵州省统计局网站公布的《贵州省2022年经济运行情况》，2022年贵州人口总量有所增加，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高。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385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114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的比重为54.81%，比上年末提高0.48个百分点。  图为航拍青海省西宁市一隅。(资料图) 马铭言 摄此前，江西、甘肃、广西、重庆、青海等省份也已公布了2022年常住人口数据。 其中，2022年末江西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2022年末甘肃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2022年末广西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2022年末重庆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2022年末青海省常住人口59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万人。 省际间的人口流入对增长起重要拉动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口学系主任杨凡向中新网介绍，在人口学概念中，引起人口总量变动有三个因素，出生、死亡和迁移。其中，自然增长就是指由出生超过死亡而造成的，机械增长是指由于迁移造成的增长。 从这几个实现人口总量增长的省份来看，贵州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71‰，青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7‰ ，江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仅为0.2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自然增长率1.43‰。而甘肃、重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04‰和-2.11‰，均为负数。 “这些省份有的自然增长率非常低，有的自然增长率是负的，也就是人口净流入(外来人口流入减去流出的人口)是正的，从而使这个地区的人口总量呈现出一个正增长趋势。”杨凡表示，这意味着是省际间的人口流入对当地常住人口增长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 她表示，总体来看，全国仍处于负增长状态，而这些地区也几乎是在零增长的区间。因此，她认为，“这些地方的正增长暂时谈不上逆势”。  图为旅客在九江站有序上车。 高晋 摄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的人口增长有待观察 从地区分布来看，这些实现人口增长的省份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对此，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称，一方面，去年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受疫情影响，有部分人返回老家。此外，随着中西部中心城市崛起，也有一部分人在沿海闯荡积累了经验，返回老家创业。 以江西省为例，按照该地区去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来计算，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约1.13万人。这意味着，去年江西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麻智辉曾在接受媒体报道时分析称，近年来，江西经济增速比较快，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西加大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力度。江西这几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较快，在GDP中的占比明显提升。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叠加近几年疫情影响，有不少外出人口回流到家乡创业或就近务工。 杨凡也表示，人口流动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这部分人可能还会回到就业机会较多、收入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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